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
撰文 |古城校尉
编辑 |简佳
今日上午12:41分，西北大学校友总会发出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全国劳动模范、“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获得者、陕西首届社科名家、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商学院名誉院长何炼成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6月18日凌晨3时在西安不幸逝世，享年95岁。
其实，在今日上午10时之后，笔者即于多个微信群收到此一信息，悼念者众，其中最佳悼词是：
经国济民，天地熔炉千锤炼。
教书育人，日月星火万般成。
01
经国济民：坚持真理
何先生1928年生于湖南浏阳的书香门第，少时即想成为“大学问家”。195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毕业后统一分配到西北大学任教至今。
在我们的浅见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一是治学精神，二是学术成就如何与实践关联，二者均是判断“知识分子”的要件。
在治学精神中，何先生的科研风貌是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发现何先生的学术研究几乎与“中国重大命题”同步，几乎每一步都可称“突破”，我们归纳了三个重要贡献。
一：50年代至60年代提出的“生产劳动理论”：
作为青年教师的何先生，将视角集中于“劳动分析”，于1963年连续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再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也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三篇论文，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划分的新观点：知识分子也创造价值，应划归到生产劳动者的范畴。
这种突破要放到时代背景下看。
（图：何先生1984年出版《价值学说史》，助编魏杰）
中国知识分子政策其实有几个大的阶段，从建国不久的“团结、改造、使用”，到50年代中期的“摇摆不定”，到“文革”中的“再教育，给出路”，到改革开放后我们熟知的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再到今日的高度评价与政策创新。
而何先生的文章就在60年代一个短暂的窗口期，更多的我们不讲了，大家可以再看看电影《归来》。关于其影响程度在百度上有一句话：这一新的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全国经济学界的一场大讨论。
二：80年代后提出的“三四三飞机模式”：
这是罕有的预见。何先生在1987年10月召开的全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三、四、三”模式（飞机模式），即30%为全民所有制，是导航的机头，40%为集体所有制，是机身，30%为个体或私营经济，是机翼。他认为，所有制结构达到这样的程度，整个经济就可以腾飞。
（图：1992年南巡讲话）
百度上说“这个观点在当时遭到不少与会人员的指责”。对此我个人完全可以想象，1992年南巡讲话尚能如此轰动，就证明“所有制”是多么艰难的一场探索。而回到我们陕西，1998年省委提出“两个决定”之所以为本地人记忆犹新，就是在讨论陕西所有制结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突出问题。
这种超常规的学术前瞻性，在其后30多年中不断应验，大家熟悉的“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已是现实。
作为区域观察者，我们认为这种早期理论突破至今都有现实意义。
三：90年代后专注于“发展经济学”及“西部大开发”：
事关两个语境，或基于文化学界对“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讨论，经济学界亦逐渐进入了这一领域，作为早已享誉全国的经济学家，何先生仍然以坚持真理的朴实态度向空白地带进发。标志性事件是“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发起的“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金”，第一届（2009年）获奖人就是何先生，彼时先生已经71岁。
这就是“终身治学”的模样，也请注意，同期获奖的第二人是林毅夫。
（图：史晋川、何炼成、张培刚、林毅夫）
1997年，何先生出版了50余万字的著作《历史与希望一一西部经济开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可谓西部开发的集大成者。此外，何先生还总结多年来对西部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向国务院和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了8条建议，均被采纳。
作为区域观察者，我们不敢对学术本身进行提炼，但我们想再次引用何先生的严谨的治学理念：
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师，只唯实；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02
教书育人：风骨卓然
学生是老师最好的作品。
何先生不止是一个经济学家，更是一个教育家。有信息证明，除“文革”10年之外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先后讲授过7门课程，受业学生近万人，其中博士生65多人、硕士生500多人，本科生5000多人。
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有两点为外界广为人知。
其中之一是“何炼成现象”的非凡成就。
《光明日报》曾提出一个问题：这么多的青年经济学家缘何出自西北大学？并由此引发经济学界开始出现专有名词“何炼成现象”。
这些代表人物令人侧目。
（图：2018年，先生与部分77级学生合影）
张维迎（1959年生人，1979年入学西北大学）：曾获得英国社科类最高奖学金，师从诺奖得主莫里斯，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等，曾于北大光华担任教授及院长。
魏杰（1952年生人，1977年入学西北大学）：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等。
刘世锦（1955年生人，1978年入学西北大学）：长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曾任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等职，目前仍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邹东涛（1949年生人，1973年入学西北大学）：原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特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王忠民（1957年生人，1978年入学西北大学）：教授、博导，担任过西北大学校长等职，最为财经界熟知的是在全国社保基金担任副理事长一职。
历数这些学生的本意是：从西北地区出发的这些年轻人，都曾受教于何先生，甚至是何先生对其本人曾产生重大影响，我想这就是“老师”的样子。
二是学生追忆所引发“身者风骨”。
近期有一篇关于张维迎的文章在陕西流传很广，也与他在陕西老家兴办“莘庄学堂”相关，题目虽多有幻化，但部分源头是张维迎2019年亲笔撰下的《恩师何炼成引我进入经济学》，其中很有代表性的回忆是：“我上研究生之后，何老师唯一要求是：言之有理、论之有据、自圆其说”。
尤其是忆及1983年发表《为“钱”正名》时所用的“从来没有当面训斥我，反而要我别有心理压力。我知道自己给他惹了麻烦，我心存感激，也深感内疚”等文字，令人感慨到深。
此文中故事很多，建议读者找来一阅，即可发现什么是“学生眼中的先生风骨”。
（图：1984年张维迎硕士答辩，右一为何先生）
邹东涛则有一个关于“爱学生”的回忆，刚才物理系毕业的他，正在地委党校自学经济学，深感缺乏大师指导，鼓起勇气给何先生写信：“嘤其鸣矣，求其友矣；我今鸣矣，求良师矣！”没想到先生很快回信，受此鼓励，邹东涛后在86位考生中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被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录取为研究生。
从教育家的角度出发，何先生是西北大学恢复经济学专业和经济学系的奠基人（1977年），其后还热心扩大经济学界的力量传递。在6月18日海量的悼词中，我们即发现陕西师范大学有学者留言称：
何炼成老先生是陕师大国际商学院的奠基人，因为老先生我们获得了理论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博士学科，因为老先生我们才有了今天完善学科体系的基础。不仅如此，老先生扎实的治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成就了我们学院文化的重要内容。何老先生千古！
这种“同城同业”的赞誉，早日跨越“学派师门”的狭小领域，足见胸襟。
（图：2021年第八届“何炼成奖”合影，“新学人”薪火相传）
2014年，西北大学“何炼成奖”正式成行，在我们看来，这是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再上层楼的重要事件，是陕西经济学研究服务实践的重要路径，对何老先生来讲，更是“治学求真”最好传承。
谨以此文，是以纪念。
注：
关于何老先生更详细的文字，可查询《开发西北的号角 托举新宿的宗师——记“西北学派”奠基人何炼成教授》，作者李功耀。
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