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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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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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当然为现代经济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但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副教授、美国社会学会经济社会学分会主席埃米莉·埃里克松在其所著的《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一书中强调，斯密的理论，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推崇，以及经济增长奥秘的揭示，其实可以追溯到斯密一个多世纪以前的英国经济思维，以及当时的经济实践。
换言之，伟大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伟大的经济学家自己创设的，也同样根植于更早期的近代经济思想的前人成果，以及实践成果。
16世纪、17世纪的英格兰，还没有经历工业革命，却巧妙地把握了大航海时代以来的殖民扩张的机遇，击败当时不可一世的殖民霸主西班牙，并与法国等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取得相当的竞争优势，在印度次大陆以及北美稳稳地打下了楔子。
东印度公司等特许公司，一方面代表英格兰在海外殖民地以及一般海外贸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为商业群体的兴起创造了条件。这些特许公司要获得特许，需要赢得政治权力的支持——在获得利益以后，商业群体还必须致力于保住自己的特许资格。
这就类似于英国、美国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而今非常普遍的政治游说。但《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书中指出，当时在英格兰政治和商业领域内的领导者之间，还没有形成密切协作。或者说，“英格兰商人在国家机器当中没有很好的代表。他们对政治的直接影响有限，因此必须诉诸公共辩论……”从而争取有利于其商业利益的政策，“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一种新的经济话语的产生，该话语将塑造未来几个世纪的经济学发展的轨迹。”
1555年，（英格兰商人发起成立的）莫斯科公司获得了皇家特许状，取得了与沙俄贸易的专属权。这创建出一个特许经营的先例，英王伊丽莎白借此推动了英格兰海外贸易的秩序化，并有助于国家筹集资金。之后陆续获得特许许可的公司还有几内亚商人冒险家公司、霍金斯航行公司、开泰公司、皇家矿业公司、矿物与电池工程公司等。书中指出，这些组织首先追求扩大贸易范畴，稳定市场，引入但改造了英国的官僚行政体制，形成了独特的公司组织文化。
海外贸易收益前景日渐显现，这就使得一些贵族、商人希望通过游说王室、政府来获得新许可。书中指出，特许经营其实相当程度上就等于垄断经营。所以，海外贸易的高利润使得破除垄断或维持特许的辩论持久化。双方或自行或委托学者来系统化地阐述破除/维持垄断（特许）的必要性，如书中所说，这就是经济学辩论的重要起源，“加速了一个新的经济研究领域的发展，并塑造了它的轨迹。”“越来越多的作品开始明确吸收科学方法……（到17世纪中叶）一个独立的、有关贸易的共同知识体系正在形成。”
如《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书中所言，16-17世纪英格兰商人驱动的经济学辩论，打破了此前经院派学者源自宗教使命对经济、贸易、金融事务的污名化，使得金融行业的安全扩大成为可能。当然，经济学辩论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带有伦理解构的特征，比如高利贷被新兴商人和金融家认为是合理的，又如商人们对于官方的济贫职能也颇多讥讽。
当时的经济学辩论还产生了一个作用，那就是让为商业和金融的辩护变得抽象化，“起到了遮掩私人利益的作用，并将争论提升到哲学研究的更高层次”。
这样的抽象化，也使得“分析单位由个人转向国家”，使得为个人利益而实施的辩护，变得更加合理化，而推动了各式各样的重商主义，比如单边主义、公司主义、金银本位主义开始被古典经济学典型的自由贸易理论取代。
16-17世纪的欧洲，渐渐崛起的国家还包括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的尼德兰（荷兰）。为什么荷兰没能成为英国那样的贸易霸主？荷兰国内的人文道德哲学比英格兰还要突出，而且前者地处欧洲大陆（虽然是边缘地带），因而能够获得法国、德意志等欧洲大陆国家和地区的各种思想文化成果。荷兰人在17世纪初涌现出了格劳秀斯为代表的杰出知识分子，开创了自然法概念和国际法领域。而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则是自由主义哲学至关重要的代表人物。
17世纪的荷兰也有了非常发达的金融市场。当时的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都有股市，也都发展出复杂的金融工具。甚至在航海贸易业务领域，荷兰比英格兰有明显的优势。
然而，如《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书中所说，“17世纪的经济文本并不是在大学里产生的；它们是由商人、商贩和政治家创作的”。当时的荷兰尽管拥有很多优势，却也不乏缺陷、弊病。比如行会组织发达，商人更加热衷于通过合作、合股等方式让荷属东印度公司、新荷兰公司（负责美洲贸易）获得政府许可，然后在特许公司的框架内展开博弈。也就是说，荷兰商人并没有，或者说更少驱动围绕破除/维持垄断（特许）的辩论，荷属东印度公司、新荷兰公司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要稳固得多，恰恰也因此使得相应的经济学论辩缺席。
书作者在撰写《贸易与国家：企业与政治如何重塑经济思想》一书时，参考了1580-1702年间多达2353种著作，借助计算机手段进行了文本梳理、线索挖掘。这本书的重大意义就是使得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视角，摆脱了很多人不经意带有的“信仰个人天才”，推动转向了社会学领域，强调理论成果是“大规模群体过程所产生的科学进步”的结果。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伟大的经济学家，“不管一个人有多出色，只要他的想法没有被其他人接受，他就不是变革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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