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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河北特大贩婴案,在职医生成重要枢纽,婴儿在娘胎就被拍卖

2012年元旦刚过,河北邢台平乡县公安局巡警大队的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了一处奇怪的诊所。

这座名为“昌平”的诊所位于昌平街的中段,诊所比较简陋,只有一间房,不足30平方,诊所内部用布制窗帘前后隔成了两半,墙边有一个不大的药柜。

诊所出售的都是一些非处方药,平时附近群众感冒头疼,或者有什么小毛病,会找诊所的医生看诊,但大部分人都没见过布帘后面的隔间是什么样的。

蹊跷的是,就是这样一家不起眼的诊所,最近总有一些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别人的搀扶之下来问诊,甚至直接在里面生孩子。

这些孕妇大多是外地口音,有的能听出来是四川人,有的说话根本听不懂。而来送这些孕妇问诊的,都是两个年轻女人,同样操着四川口音。

平乡是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国家级贫困县,外人人口本来就不多。昌平诊所的医疗条件并不好,无法走医保报销,也不能开具有效的出生证明,为什么这些孕妇会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体检、生子?

民警开始动用一些侦察手段,对这些孕妇的来历和去向进行暗中调查。

4个月后,一起涉及河北、四川、内蒙、北京等7个省的特大贩婴案浮出水面。

贩婴案的主要嫌疑人名为季晓芳,四川凉山人,33岁。她和表妹杨学花在河北打工多年,学历不高的她们只能在一家酒店做零工,依靠着微薄的工资过日子。她们偶然发现河北一些人家愿意花高价买一个孩子,两名平平无奇的打工妹就成为了这起贩婴案的主谋。

季晓芳联想到自己的凉山老家非常穷困,几乎家家户户超生,孩子不值钱,在那里买一个孩子只要2万到3万元,如果孩子能够送到河北来卖,可以卖到5万到7万,中间人轻松可以拿到3万到4万的差价。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期,四川某地贩卖婴儿的情况非常严重。父母超生,穷困的家庭没有办法抚养小孩,有的会让孩子以认干爹、干妈的形式送给他人抚养,收养的家庭会给孩子的父母一笔钱,亲生父母知道孩子的去向和成长的情况,还会定时去看一看孩子。

有些人就从中看到了“商机”。2012年左右正是贩婴的顶峰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地方穷困,父母卖掉一个养不起来的孩子,能够得到2万元以上的报酬,对于他们这些贫苦家庭而言,2万元就相当于一家两、三年的收入,

当时中国各个交通运输线都在严打妇女儿童拐卖,无论是坐长途汽车还是火车,都有可能被半路上巡逻的民警或者工作人员发现。季晓芳就想到可以在孕妇即将分娩前将他们从四川接出来,直接在河北生下孩子,交到买家手上,顺利完成交易。

一般来说,男婴的“价格”是高于女婴的,有时甚至达两倍以上,而且越是年纪小价钱越高。将孕妇直接弄到河北,对季晓芳等犯罪分子来说,不仅降低了风险,还能卖到最高价。

季晓芳姐妹在四川某地物色孕妇,劝说她们出售腹中的胎儿。婴儿还没有诞生,团伙的其他成员就开始寻找买家,并且根据孩子母亲的长相、健康等条件来给胎儿定价。为了抬高价格,他们会拿着母亲的照片,让几名买家一同竞价,价高者得。

图|带有信息牌的被解救婴儿

季晓芳还用类似于传销的手段从亲友开始发展“下线”,这些下线只要能促成一单生意,就可以拿到5000元左右的提成。高额的利润让“下线”迅速扩散,而“昌平诊所”就成了这个团伙的枢纽。

昌平诊所神秘的隔间之内,其实是一台B超机,季晓芳将这些孕妇从四川带到邢台后,就直接送到昌平诊所之中鉴定胎儿的性别,以便在出售之前定好价格,昌平诊所也能从中抽取一些钱财。

昌平诊所平时只有两个人在,史淑萍和郭彦芳。

根据郭彦芳交代,昌平诊所的B超机,原本是给想生男孩的孕妇非法鉴别男女用的。

刚开始季晓芳和杨学花带孕妇来的时候,都说这些孕妇是和她们一起来到当地打工的老乡。郭彦芳帮助这些孕妇做B超区别男女,可以收取每人300元到500元的费用。

后来季晓芳对郭彦芳说,这些孕妇因为家里穷,养不起孩子,希望郭彦芳能帮助她们找一找卖家。

郭彦芳起初是感觉到不对劲的,但终究还是没有拒绝,季晓芳承诺她,只要能帮助孩子找到买家,她就可以得到不菲的回扣。

郭彦芳轻松赚到第一笔钱之后就再也无法抗拒利益的诱惑,她还发展了附近烟酒店的老板做下线。

史淑萍是一名在职医生,54岁的她从医多年,曾经在县医院妇产科做过医生,深知买卖婴儿利润丰厚。

史淑萍在被捕之前,任职县医院皮肤科,还有一年就退休了。邻居说她几乎不会去县医院上班,经常在诊所一待就是一整天。她待人冷漠,很少讲话,和邻居也不会打招呼。

医生是一个令人敬重的职业,特别是像史淑萍这样的老医生,经验丰富,在当地是具有一定声望的,没想到临近退休,史淑萍将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尊严忘得一干二净,损害了当地医生的形象。

图|警方逮捕一名试图逃脱的买主

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位“白衣天使”在这张婴儿买卖网络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仅仅“看一看性别”这么简单,她也会利用职务之便联系买家,成为下线之一,进一步捞取好处。

多年的医务工作经验,让史淑萍积累了不少人脉,因为曾在妇产科做过医生,也会有熟悉的夫妻找她咨询不孕不育症。史淑萍一般都会让这些人留下电话,一旦季晓芳送来了孕妇,她就会帮助季晓芳联系买主。

按照平乡县人民医院的规定,医生是不允许私自开诊所的。所以史淑萍虽然在这条交易链之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但当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之时,史淑萍一般不会出现,她会对郭彦芳说:“我是医生,不好出面,你出面谈吧。”

而郭彦芳连执业医师都不是,她学的是护理专业,只是一个护士。

这个根本没有接生资质的诊所,会帮这些孕妇顺产,如果遇到难产的情况她们才会联系大医院。如此,这座路旁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诊所,却成了打着治病幌子的“贩婴魔窟”。

对季晓芳和杨学花而言,医务人员的加入不仅解决了一些医疗技术的问题,还给他们迅速打开了销路。

根据平乡县的民警回忆,其实从2008年开始,就已经发现有外地孕妇进出昌平诊所,但并不频繁。到了2011年,外地孕妇突然增多。可见,这个贩婴团伙在有了史淑萍和郭彦芳的帮助后规模日渐壮大。

为了方便孕妇生产和及时找到买家,季晓芳还在邢台市其他县城继续发展下线小诊所,涉案诊所一共有4家。

季晓芳和杨学花的父母、亲戚见贩卖婴儿有如此大的利润,就一同加入到运输孕妇的过程中,一个孕妇从走出四川开始,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从这起交易之中获利,费用从2000元至5000元不等。

警方在调查之时还发现,婴儿的“价格”也随着公安部打拐力度的增加而“水涨船高”,女婴价格已经涨到了3到5万,而男婴的价格已经涨到了7万到8万。

昌平诊所在卫生局注册的全称其实是“昌平儿科诊所”,按照规定,儿科诊所之内是不应该有B超的。案发后,史淑萍被吊销了执业医师证,郭彦芳的护士证同样也被吊销。

图|季晓芳被捕

B超机作为重要罪证被公安机关查封,群众们觉得这所诊所已经抹黑了平乡县,第二天卫生部门就派人摘掉了诊所的招牌。

在公安部督导之下,河北省公安机关抓获多名嫌疑人,包括孩子的亲生父母在内,解救了16名婴儿。而根据警方的调查,在3年之内,她们贩卖的可以查询到信息的婴儿已经超过了20名,显然数字远远不止这些。在登记之时,诊所有意回避病情,或者根本就没有登记。

这些被解救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父母卖掉的,只得在抽取检测DNA信息后送往儿童福利院,他们绝大多数只有几个月大。

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不少贫困地区并没有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也没有条件寄养幼小的婴儿,而这些地方又往往是贩婴案件的多发地。无奈之下,公安机关在安置这些尚未找到亲生父母的婴儿之时,只能采取权宜之计,和买家签订寄养协议,由他们暂时抚养,不少婴儿最终只得留在买家家庭而不了了之。

2009年,公安部开展打拐专项行动。2011年,全国大部分省份已经不会出现儿童在未找到亲生父母的前提下继续交由买方抚养的情况,必须寄养在福利院。

图|犯罪嫌疑人郭彦芳在接受讯问时失声痛哭

同时他们的血样会录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比对,两个月后,如果还没有找到亲生父母,福利院会为孩子们办理入院和落户手续。

这些被父母们亲手卖掉的孩子,绝大多数父母是不可能来自首的,公安机关在一年后如果未能查到孩子的亲生父母,就会向福利院出具证明,福利院就可以为他们寻找符合收养条件的父母了。

根据统计,在当时的买卖儿童案件之中,大多数的儿童来自于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欠发达地区,“亲生亲卖”的现象也非常严重。年轻夫妻将出卖自己的亲生孩子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赚钱路子,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要致富、怀大肚”的民谣。

更可怕的是,这些父母和买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么做是犯法的,在记者采访询问之时,他们说出了一个让人心酸的事实:人贩子在劝说他们卖掉自己的亲生孩子之时,会嘲讽他们,孩子跟你们都没有肉吃,其实孩子没有必要过那么苦。

人贩子还会和他们说,之前卖掉的孩子之中,谁谁过上了滋润的生活,还可以上学念书。一些本来很犹豫的父母在听了这些话之后,就开始心动了。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一个孩子的出生,会给一家人带来无尽的快乐。然而在这些突破人伦底线父母眼中,孩子还在娘胎里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对于被拐卖的孩子而言,打拐是他们回家的开始,而对于这些被母亲“亲生亲卖”的可怜孩子而言,打拐意味着他们离开两对涉嫌犯罪的“父母”,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却已经见过了这世间最阴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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