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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书评：你认为，“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其影响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华夏文明由‘多元的邦国’进入‘一体的王朝’。”从你研究的时间段来看，从邦国到王国，从春秋战国到秦代大一统，是否可以说，从长时间段来看，中华文化似乎处于不断的融合？那么，这种文化融合的驱动力是什么？
许宏：按理说，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考古人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范畴了，但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简单谈一谈。文化确实有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整个东亚大的地理态势，在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它的东部沿海几乎可以说就是个死胡同；有一般的渔民交流，但渔民之间这种交流没有影响整个大的政治态势和格局，所以出来后来形成的“大中国”范畴的四大边疆，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和东北，我们研究的早期中国可称为“小中国”。后来秦汉帝国的基本版图，恰好是适合于农耕的地带。从地形大势上，可以把早期中国的生存环境看成一个大盆地。这个大盆地的中间，没有像阿尔卑斯山那样的大型山脉阻隔，这就导致华北大平原和华中大平原几乎是连成一体的，这是一个总的大态势。东南是海，西、北是高原戈壁山脉，相对独立，内部又便于交流。在这种情况下，地广人稀，当然是各自发展，基本上没有什么来往，有来往也没有太多的利害冲突。
当人口增多，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到了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才能逐渐有一些避免鱼死网的规范，导致比较复杂的社会结构甚至国家诞生发展起来了，最后像二里头这样所谓广域王权国家也出来了。我在《大都无城》里认同美国著名学者贝格立教授“二里岗帝国”这一提法，后来经过殷墟，有了西周大分封，直到秦汉帝国的一体一统化，有一个从多元到一体，一点一点兼并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
我认为，黄仁宇先生说得非常有道理，但他的视野只是历史时期——从东周到秦汉以后。他说，赈灾、治水和防御北边，构成了整个中国古代史一个大的旋律；而赈灾、治水和防御北边，又是由于季风、黄土、黄河和农牧交汇地带这些大的地理因素决定的。最初，秦帝国是怎么来的？天下思变，人心思定。季风和寒流交汇正好合适、风调雨顺这种情况非常少见。碰着非常厉害的降雨就是大涝，没碰着可能就是大旱，就要赈灾。治水那就不用说了，黄河、长江，你在上游我在下游，我没粮食跟你借你不借，但我要把你灭了，你要属于我的话，这事不就好办了？此外，从事畜牧和游牧的人群一直在南下，就导致农耕定居族群跟他们冲突，在这种内外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说中央集权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尽管我们现在评价起来还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要意识到，我们的政体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延续，它是一点点走到今天的，不可能超越地理地缘和大的历史人文框架，这是个大问题。我还认可哲学家赵汀阳先生的比喻，后来中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吸纳外边的族群进来，这就是融合的驱动力，它形成了一个文明漩涡的涡心。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作为考古人我就不敢再多说了。
许宏：很多史学界的研究，在考古面前站不住脚丨燕京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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